编者前言 |《全球传媒学刊》2020年第1期

2020年的春天是静默而萧瑟的，万物复苏的勃勃生气中，仍透着浓浓的肃杀。在北京，尽管大部分都是艳阳朗照的日子，但蛰伏在家本身，就是我们在被病毒吊打的明证。清明当日长鸣的汽笛也许宣告了中国已经基本结束本土战上的抗疫战，但此时此刻，世界上很多国家正处于疫情大暴发的至暗时刻，百业萧条，城市停摆，人心惶惶。从个体到国家，从人性到建制，一切坚固的东西，万丈高楼般的现代文明，似乎都面临着冲击和考验。而对学人和学刊来说，平静、坚守和思考，便是我们对这场前所未有的病毒遭遇战所能作出的回应。

这期学刊春季号由包括“疫情与传播”在内的三个专题作为主体组成。第一个专题是年度研究综述，四篇论文分别对2019年传播研究的四个学科领域或特定研究主题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喻国明和方可人的《技术迭代下传媒经济发展的基本维度与未来趋势2019年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热点与前沿分析》一文，从技术环境的快速变革和中美大国博弈的大背景出发，从传媒经济本体、传媒消费、传媒产业、媒介融合、传媒规制五个方面，对2019年国内传媒经济研究的热点、前沿问题、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进行了总结。李多和彭兰则以《2019年中国新媒体研究的八大议题》一文，对2019年新媒体的社会影响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社交媒体使用倦怠、数字鸿沟新形态、网络社群的圈层化生活、数字劳工、短视频与新视频文化、网络直播、网络空间治理、网络隐私权等八大议题，代表了这个领域学者们的主要理论和现实关怀，为我们勾勒了一幅2019年国内新媒体传播研究重点议题和理论成果的全景图。张洪忠、兰朵和武沛颖的《2019年智能传播的八个研究领域分析》，对近年来因智能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而异军突起的智能传播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2019年在智能传播领域有八个值得关注的方向，即社交机器人、机器写作、类人类机器人、算法、智能传播伦理、智能传播的媒介生态影响、智能传播的法律问题、智能传播带来的新闻教育创新等。鉴于智能传播对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可能带来的颠覆性变革，我们有理由相信，本文所关注的这些研究方向，在2020年和接下来的几年，将会继续受到关注和重视。而尹一伊的《粉丝研究流变：主体性、理论问题与研究路径》一文，视野所及则不限于2019年，而是在近年来粉丝文化和粉丝经济强势崛起的大背景下，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粉丝研究的流变进行了综述，特别指出了中国的本土粉丝研究中“粉丝缺席”即粉丝主体性缺失的现象，并希望通过这样的梳理，为本土粉丝研究与公众讨论提供理论视角与研究框架上的启发。

本期的第二个专题“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包含四篇文章，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崔保国教授担任专题特邀主编。郎平的《大变局下网络空间治理的大国博弈》，从历史的视角，以中美、美俄、中俄、中欧关系为例，分析了地缘政治因素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中的影响，认为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和重要工具。崔保国和刘金河《论网络空间中的平台治理》一文，则以Facebook为案例，结合对治理和权力理论的诠释分析，探讨了网络空间治理中对网络平台进行治理的原则、机制和方法，提出了一种以权力制约为核心的平台治理模式。鲁传颖、杨乐的《论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在网络空间规范制定进程中的运作机制》一文，就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这一特殊的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制定机制，对其运行特点进行了介绍和梳理，分析了大国之间因为认知差距和利益分歧而对专家组工作的有效性带来的挑战，并对中国如何积极参与国际网络规范制定提出了建议。方兴东和钟祥铭的《欧洲在全球网络治理制度建设的角色、作用和意义》一文，以近年来欧洲在全球网络治理制度建设方面不断强化和扩大的举措和影响力为背景，认为随着中美争斗的加剧，中国的网络空间发展和治理战略，应该更加重视借鉴欧洲的理念、经验和做法，并寻求与欧洲进行长远战略合作的机会。

作为对这场仍在世界各国快速蔓延的世纪病毒之殇的回应，《全球传媒学刊》在疫情暴发、武汉封城不久，也联系了部分学界同仁，邀请他们就疫情下的传播与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形成了一组专稿，这便是本期的“疫情与传播”专题。这组专题由三篇论文组成。李希光、苏婧、文三妹合作所著的《公众在重大疫情暴发初期的风险感知差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健康信息采用的影响机制研究》一文，基于疫情期间进行的一个大型问卷调查，考察了我国公众对新冠病毒相关健康信息关注和采纳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并对如何改进公众对健康信息的关注和消费提出了建议。武汉大学肖珺老师带领研究生胡文韬和董琪然撰写的《生命叙事：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流言与武汉市民的集体行动》，文如其题，可以看作是身处疫情“震中”的传播学者对抗疫一线众生态的近距离观察、记录与思考。她们从疫情下的流言传播切入，通过对25位市民的深度访谈，探查非常时期民众对不确定信息的接触与态度，以及流言消费与其后续集体行动的选择性参与之间的关联性。在论文的最后，三位作者谈到之所以关注疫情下的流言传播，是因为“流言是我们关于病毒的生命叙事，也是我们融入全球社会的情感之径，其通过集体行动落地、验证和阐释，就有可能成为嵌入社会结构中的文化”。这个专题的第三篇文章《媒体在流行病暴发事件中的干预作用：基于传染病模型理论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案例的分析》，来自计算传播学领域的三位年轻学者刘肖凡、吴晔和许小可。他们从流行病传播动力学角度，结合此次疫情期间一些实际案例，探讨了媒体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干预作用及其效果评估问题。

除了三个专题，本期我们在“新闻与传播教育”栏目，还刊发了邓理峰老师的《公共传播案例教学的理念、方法与知识更新》一文。近年来，各种科学、健康、环境、风险传播议题频频成为社会和媒体关注的重点，如何面向公众和学生进行有效的公共传播教学，成为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感的重要问题。这篇文章从新媒体技术革命对公共传播实践带来的挑战切入，重点探讨了基于案例的公共传播教学的理念、方法及其与时俱进地进行知识更新的问题。

当此本期内容定稿之时，新冠病毒仍在世界各地疯狂肆虐。疫情之下，没有人没有国家能够置身事外。人类所面对的挑战，决不仅仅是病毒瘟疫，还包括信息瘟疫（infodemic），以及随之而生的仇恨、偏见乃至对一切建制的反思、质疑和挑战。这个世界会好吗？让我们以勇气、责任和坚韧，为应对疫情作出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努力。祝愿灾情早日过去，世界重回美好。

全球传媒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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